40年前一个初秋的下午，我第一次踏进燕园。
当时，我从在学生中不“反右”的“留苏预备部”，被保送到了北大哲学系。但那些教俄语的年轻老师，被当成“人民的敌人”批斗时，我心中的恐惧和难过，真是翻江倒海，欲哭无泪，无处排解。
说来也怪，一见到未名湖，心情就不一样了。在湖畔的石头上，一坐下来，就感到一种大地的坚实依托。
一次会上，我听到，要对来自“留苏预备部”的学生审查，补划“右派”。这一消息对我的震惊，真是非同小可。我想，这一次，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不过，我终于还是“逃掉”了。
“反右”的风雨，终于过去了。我又一次来到未名湖。西下的夕阳，正在施展她的魅力。以至我想，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导的，作为北大精神的“兼收并蓄”，也许就是受到黄昏和夜的启示而提出来的吧？
在我正沉迷于未名湖的精神魅力时，一场连作学术卡片摘录都要遭到批判的“红专辩论”，使我与未名湖不能不暂时分手。整个哲学系，在“大跃进”和“公社化”的浪潮中，全部下放到京郊的大兴县黄村。当时的黄村，除了几个改水田的村子能勉强填饱肚子，大部分村子还处于靠国家救济才能生存的境地。但是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据说，经过“公社化”，黄村就可以进入改天换地的“共产主义”初级阶段了。这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得发慌呢？！当然，后来的实际情况，是极其令人扫兴的。
我们这次下放，就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而言，本来是长期的。但是，由于“公社化”几乎是与饥饿共生，哲学系也在饥荒笼罩全国的形势下，不得不从黄村拉回到燕园。但是，饥饿对于曾经在幻影中头脑膨胀得发昏的人们，也是一剂使之醒悟的苦药。它似乎能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，也能反思曾经作过的蠢事，还能安静下来虚心学习。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，体育课甚至一度停课。在“跃进”的声浪中，几乎销声匿迹的舞会，又悄然兴起。轻歌曼舞，缕缕温情，好像也能代餐缓解饥饿一样。
当是，哲学系的教师阵容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。因为，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，把中国仅存的哲学精英，几乎都集中到北大哲学系来了。例如得过双博士学位的张颐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宗白华、唐钺、黄子通、郑昕、洪谦、熊伟、王宪君、张岱年等先生。并且当时从北大哲学系刚刚分到哲学所的金岳霖先生、贺麟先生，也不时地回到哲学系作客座讲学。这些前辈，许多都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大师级人物。但是，如果没有这股饥饿大潮，就很难预料，我们何时能回到燕园聆听他们的教诲了。
由于坐稳了课堂，使我们有幸在课堂上，不仅能收获许多大师传授的知识，而且通过他们的讲演和文章，还能体悟他们的思想人格。
同样，由于饥饿，我们在图书馆也坐稳了。在当时，抢图书馆的坐位，是北大的一种时尚。在图书馆里除了轻微的走动声和翻书声外，那种其他声音都听不见的氛围，就好像你的学习，并不单是一个人在学习，而是凝聚了整个图书馆的群体力量，在背后推动着你学习。
但是，没有想到，也有的同学读书读出了灾难。在我们年级，有一位天赋很高的女同学。她个性独立，见识超前。但是，她的超前见识，在那时也是最危险的。在一次批斗“右派”的会上，她感到真理和正义，并不在参加批斗的多数人一边，而是相反。为此，她甚至不仅同情那被批斗者，而且对其不屈服的个性还产生某种崇敬之情。她不知道，在那时产生这种感受，已经是潜在的“犯罪”。她还竟然把这种感受，写在日记里。日记所记之感受，无意中被一同学当作“猎物”发现，并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加以曝光。从此，这位女同学，就有了记录在案的“落后”甚至“反动”的规定性。经过批评和她的沉默，这件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也逐渐淡化了。但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作为一位读书迷，她竟因为经同学介绍，曾到胡风家里借过书被抓到了继续“反动”和不改“反动”的证据。她，还连带她的男朋友，就因此而被开除，解回原籍了。
回首40年前，往事如烟。对于这种回忆的感受，有如喝苦丁茶，苦中润发出清馨；又如吃甜姜，辛辣中透着甘甜。在那个年月，政治高压和饥饿，曾带给我们双重苦难。但是，也正是这种苦难，催促我们成熟。高压中的神经，分外活跃，似乎有利于应变智慧的产生。饥饿中的苦读，领受知识和思想的收获，也分外深刻。我想，我和我的同学们，在高压下终于没有失去做人的“自我”，没有沦为“工具”，没有在饥饿中变成“饭袋”，只求物感，这不能不感谢潜伏在高压和饥饿背后的“北大精神”。
1998年元月9日
作者简介
王树人祖籍山东莒县。1936年11月生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所。1986—1988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、波鸿大学、波恩大学作访问研究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西方哲学史室主任。现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、哲学所研究员、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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